海伦县海北镇天主教

原海北镇天主教堂

海伦县海北镇与天主教会

                                    ——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个案研究

                    Haibei Town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 A Case Study of the Catholicism History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吴佩军

[内容摘要]:海伦县海北镇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天主教会改变传教策略和清政府被迫放宽宗教政策的情况下,由法国传教士建立的村镇,自建镇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天主教教会管理的自治村镇,东北沦陷之后逐渐丧失了自治权,教会利益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海北镇天主教教会秉承罗马教廷的旨意,采取与日本殖民主义者合作的政策。虽然教会得以存续下去,但却沦为了伪满当局的统治工具。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籍神职人员和教徒则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抗争
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三者都先后传入了中国东北地区。其中,进入东北地区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派别为天主教。天主教早在1245年即已传入东北,1838年时已经建立了东北教区。“满洲事情案内所”1937年12月的调查显示,东北地区天主教信徒人数为153,844名,而基督新教信徒人数则仅为51,393人,东正教教徒则主要是俄国侨民,大约25000人左右[1]。20世纪50年代以前,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一直为外国教会势力所控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奥地利加布遣会、奥地利本驾会、德国本驾会、瑞士白冷传教会、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加拿大外国传教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等都曾在此建立教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它控制着东北的两个最主要教区——奉天教区和吉林教区,抚顺教区、四平街教区、林东教区、齐齐哈尔教区、延吉教区、佳木斯教区都是从上述两个教区中划分出来的。而且,该传教会建立了许多神学校,东北的大部分中国传教士都是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还建立了许多天主教村镇作为传教的基地,海伦县海北镇就是其中最大的天主教村镇。该镇位于黑龙江省海伦县北部,哈尔滨至黑河铁路沿线附近,由法国神父陆平创建于1902年,归天主教吉林教区管辖。海北镇虽然建立较晚,但发展迅速,建镇之初天主教徒不足10人,1939年时已猛增到7420人[2],与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辽宁省朝阳县的松树嘴子、吉林省扶余县的苏家窝棚并称为东北五大天主教村。从建镇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法国天主教会凭借手中的特权使海北镇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天主教自主镇;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剥夺了海北镇的自主权,天主教会也秉承罗马教廷的旨意,走上了配合日本殖民统治的道路。可以说,海北镇的历史变化集中反映了天主教会与政府当局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妥协。本文通过对海北镇历史的考察,分析天主教会在东北的影响和作用,探究天主教会与伪满当局之间的政治关系[2]。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海北镇

海北镇的建立和发展与神父陆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陆平积极筹集建镇的资金、赴各地招募移民、并建立了自治制度、全力发展教务事业,才使海北镇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天主教自治村镇。

陆平(P.Henri.Roubin),1871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天主教徒家庭,幼年时父母去世之后进入天主教寄宿学校学习,189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校毕业后晋铎为神父,并被派往中国东北传教,先是在黑龙江省巴彦县长岭子天主教堂担任助理神父,后升为本堂神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东北地区的大部分教堂都被焚毁、教徒也四散逃逸。陆平在巴彦天主教堂受到义和团攻击的情况下,于同年7月上旬逃往哈尔滨,搭乘俄国轮船到达海参崴,后又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滞留3个月后,又于1901年春返回巴彦。此时的巴彦天主教堂已经被焚毁,教徒四散。在巴彦教堂恢复无望的情况下,陆平开始到其它地方选址兴建新教堂。

1902年,陆平离开巴彦来到尚未开发的海伦县北部的“墨字三六两井”。“墨字三六井,毛荒九千垧”,地处平原,适合耕种,政府也正在招垦。于是,陆平决定筹钱购地,招募教徒耕种,在此建立天主教村。这一计划一开始便遭到了吉林教区主教蓝禄叶的反对,濒于流产。蓝禄叶认为“建立村镇的计划得不偿失,特别是资金的筹措没有渠道,目标难以实现。人们也很难在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的荒地上居住。第一批移民的生活如何保障,也是一个大问题。”[3]7陆平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又进行了更为缜密的调查,并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计划,最终说服了主教蓝禄叶,获准在法国国内筹款。1905年夏,陆平用在法国募集到的5000两白银购买了2400垧土地,建造了教堂和两个村落,而后从巴彦、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锦州的松树嘴子等天主教自治村招募教徒来此垦荒,并将此地命名为“圣若瑟屯”。由于生活环境恶劣,来此垦荒的许多教徒产生动摇,甚至离去,而且因为水源和农具的使用等问题,教徒之间常常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陆平以宗教的力量化解矛盾。他在讲解《圣经》的过程中要求教徒进行忏悔,反省自己的言行,以免死后入地狱。一些教徒遂向陆平坦白自己的一些言行违背了“天主十诫”和
“圣教四规”,陆平则对其进行了赦免。同时,陆平还降低土地租金,或将土地以原价卖给教徒,此外还用筹集来的募捐款购买了大量生产生活资料提供给教徒。这些措施的实施稳定了村内的教徒,也吸引了东北各地的教徒前来。

1909年,“圣若瑟屯”初具规模,人口达到百余户,生活设施逐渐完善,商铺、作坊陆续出现,陆平也被吉林教区正式任命为本堂神父。从这一年起,陆平开始建立自治制度、强化治安管理、规范村民言行,同时,不断加强宗教对村民的约束力,并最终使海北镇成为不受海伦县政府管理的天主教自治村镇。他首先从教徒中选出12人,负责行政、土地、治安的管理工作;然后又于翌年秋设立商会和农会,负责土地登记和向征税,设置治安委员会和堡防队,负责训练壮丁和巡逻。除了设立各种机构外,陆平还制定了以下10条村规:“1、在村内居住的人,必须是由本堂神父或其他神父担保的人,没有获得担保的人不许居住;2、住在本村的人都要按照财产的多少缴纳税费,用于购买枪支,以防范匪贼;听到土匪进攻的警报时,16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子要马上从家里出来,守卫城垣。堡防队员要日夜交替巡视城墙内外。神父、会长负有监督之责。如果擅离职守,疏于守备则要受到处罚。3、为了便于检查外来人员和防范不良分子混入村内,所有的大小店铺、旅馆、饭店均要在东门外营业;4、村民不论男女都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严禁违反村规和国法;5、村民严禁赌博或进行与赌博相类似之活动,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6、村民不论男女都不许奢侈,特别是女子应生活朴素、节俭,遵守教规;7、村民十户为一单位,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户口调查,并上报给村公所。有外来人员来家居住,不论亲疏,皆需上报村公所进行登记。如果发现没有及时上报或违法相关规定,则要对户主进行严厉的惩罚;8、村民的子女年满7岁时,都必须入要理学房,学习《圣经》和教义、教规;9、居住在村内及其附近的信徒,不论男女,每个星期天和四大瞻礼节日[3]都要歇业,到教堂进行祈祷和聆听教诲;10、在村内饲养家畜的人不许随意放养,对破坏公共建筑和物品或砍伐树木以及破坏城壕者进行处罚。违反以上十条者,经各会长协商之后进行处罚。[3]27-30”通过上述制度和村规建立起来的治安体系使得海北镇抵挡住土匪的多次进攻,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严格的道德规范使得社会风气良好,赌博、吸毒、嫖娼和蓄妾的现象极其少见;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使得宗教氛围浓厚,“圣若瑟屯”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村,治安状况良好,居民安居乐业”[4]。

1912年,海伦县知县将“圣若瑟屯”更名为海北镇,海北镇也开始进入繁荣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圣若瑟大教堂的兴建。1913年,海北镇教会开始兴建哥特式的圣若瑟大教堂,至1919年完工,历时6年。据《黑水十三篇》一书记载,圣若瑟大教堂“总面积3600平方米,耗资8万余元。坐北朝南十字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可容2000人。主钟楼高40米,十里之外可见,声传二十里之遥。屋顶拱形,主祭台、左祭台有精彩浮雕,窗户嵌花纹玻璃”。除教堂之外,神父和修女的住宅也一并落成。“教堂落成之日,教会举行了大型的祝圣庆典。陆平身穿光彩的祭服,辅祭身穿白衣,立于其身旁。教徒随着神父时跪、时立,诵经声此起彼伏。”
[5]1923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视察地方行政和治安情况时也来到海北镇,会见了陆平神父,对其功绩大加赞赏,将刻有“鞀铎西来”四字的匾额赠送给天主教堂。此后,吴俊陞还训令:凡路过海北镇天主堂者“武官下马、文官下轿”,过往军队不准在海北镇留宿和骚扰。[6]海北镇繁荣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学校和养老院的建立。随着教徒数量的增加,1924年,本堂神父陆平为了培养传教士,在要理学房的基础上设立了初中程度的小神学校,作为神学校的后备基地。1927年,又设立两所官民合办的高等小学,同时还成立了公立第三小学。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进入吉林市的修道院继续学习,成为神父、修女或修士。1929年,教徒刘瑞周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受到海伦县县长杨溥的赞扬,并获得刻有“博爱为怀”四字的匾额。

在天主教会的推动下,海北镇的规模迅速扩大,其人口在1919年已经达到4000人,而同一时期的与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锦州的松树嘴子、吉林省扶余县的苏家窝棚的人口不足2000人。在这种背景下,海北镇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前来。1929年4月,朝鲜天主教徒郑骏秀带着家人来到海北镇。不久,金振英也带着家人前来,此后朝鲜人已经达到200人。朝鲜教徒们在海北镇扎音河附近定居,建立了善牧村。

可以说,海北镇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东北天主教会传教策略的改变可以说是海北镇出现的前提条件。义和团运动之后,天主教会认识到,传教活动之所以受到强烈抵制,是因为教会强购土地修建教堂的行为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很多神职人员无视中国的文化习惯,在文化上强硬对抗,吸收的教徒也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常常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于是,教会为了减少摩擦,或是从政府手中购买未开垦的土地用于修建教堂,或是加强对教徒的约束,或大量启用中国籍神职人员。陆平神父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在海北镇购买土地,吸收教徒前来开垦,建立一个与外界少有接触的天主教自治村。吉林教区的主教为了增进天主教与中国民众的亲近感,也先后向海北镇派遣了张伯多禄、张方济、张恩利等多位中国籍神父。

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则可以说是海北镇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清政府虽然被迫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暗中却不断进行阻挠。“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经无力与西方势力对抗,其天主教政策也不得不愈加宽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神父陆平轻松地购得了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建立了海北镇,并实行完全的自治。此后的奉系军阀政府也基本上对教会态度友好。如海伦县政府允许警察分署的署长和巡警由教徒选举产生,1922年之后,虽然向海北镇派驻了政府委任的警察,但也只在镇外办公。

此外,教徒特殊的择偶原则和子女教育方式也使得海北镇成为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自治村。一般情况下,教徒结婚时必须在教堂里由神父主持“圣婚配”仪式,其配偶也必须信教;生子之后,要由神父为婴儿洗礼和起教名,并带其参加宗教活动。这些习惯使得宗教信仰得以在家庭内世代传承,而不容易受到破坏。特别是在海北镇这样一个教徒聚集的村镇,天主教家庭的宗教信仰更是难以遭到破坏。

二、伪满时期的海北镇

伪满时期,海北镇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日伪当局控制了海北镇,取消了其自治权,并加强了宗教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通过协助日伪当局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换取了当局的支持。而爱国教徒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则对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抵制和抗争。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海北镇一度成为了敌我交战的战场,当地的教徒由于支持抗日军队也惨遭日军的屠杀。1932年,曾参加“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队由于受到日伪军的夹击而撤退到海伦附近,其中一部分驻防海北镇。广大爱国教徒为马占山部队的抗日义举所感动,纷纷捐钱捐物,提供粮草。6月2日,日本飞机对驻扎在该镇的马占山部队进行了轰炸。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马占山的部队被迫撤出海北镇。翌日,步兵第十九联队长石川率军占领海北镇,并开始实行宵禁。马占山在收拢部队之后,于6月10日晚反攻海北镇,打死日军大队长一名,100多名日军和30匹马[7]。在当晚的激战中,一些教徒也拿起武器,抗击日军。战后,日军第十九联队对帮助中国军队的海北镇教徒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冲入各家进行搜查,将曾经帮助马占山部队的居民圈在北城壕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枪杀。“天主教徒卜怀才,把两个侄子藏在自己家的土豆窖里,大的22岁,小的18岁,被日军搜出,绑在镇里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刺死。这次惨案海北镇民众共遇害l08人”[8]33

惨案发生之后,海北镇的教会和上层人士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日军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兼任商会长和农会长的教徒李香馥以及朝鲜教徒郑骏秀成立了日军招待处,招募服务员6名,负责给日军喂马和提供食宿以及做向导。镇长赵俊忱也因为积极与日军合作,而获得满洲国政府的表彰。1933年,圣若瑟教堂本堂神父法国传教士牛守仁还为战死在海北镇的日本士兵修筑了“忠灵碑”,并向日军谄媚说:“日本皇军来到海北是天主的安排,中国人就得归日本人来管”
[3]37

1934年,“满洲国”成立2年之后,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出于维护教廷在中国东北利益的目的,承认了“满洲国”,并授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教廷驻伪满的宗座代表。1934年2月10日,教廷发表了《天主公教会发表书》,其内容如下:“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皇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9]”同年3月1日,高德惠发布《吉林教区主教通令》,规定“在1、2、3日弥撒中,念《皇帝颂》、《官府颂》经文,为伪满洲国祝福、祈祷,并要求各堂口、公所大门上悬挂伪满洲国旗”。1937年8月28日,为了配合日伪当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的讨伐,高德惠又颁布《训令》和《排共标语》。他在《训令》中宣称:“共祸惨痛,提倡世界人类对此荼毒,当怀深恶痛绝之意。盖因共产主义不但有害公教,且危及世界”;在《排共标语》中宣扬“日满两国要一德一心打倒共产党”,“天主教是积极的反对共产党”。[10]。这些命令发布之后,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上层人士纷纷出来配合日伪政权推行殖民统治。隶属于吉林教区的海北镇天主教堂也开始悬挂伪满洲国国旗,并要求教信徒服从日本侵略者,协助“日满协和,一德一心”的殖民文化政策的宣传,本堂神父牛守仁也加入了海北镇协和分会[8]3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海北镇天主教会在伪满政府的授意下,要求教徒参加勤劳奉仕运动、储蓄运动、金属献纳运动等与宗教无关的活动,极力协助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引导教徒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顺民。

天主教会的“亲善”行为得到了回报,伪满当局对天主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他们除允许教会继续吸收教徒和开办学校等慈善机构外,还对教会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如规定教会人员可以享有30%的火车票折扣,可以购买大米和白面等,此外还经常对教会进行奖励和表彰。伪满当局曾授予海北镇的前本堂神父陆平勋章,并在其死后树功德碑。在采取“友好”态度的同时,伪满当局也加强了对天主教会的监视和控制,如1938年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规定伪民生部和各地的行政部门有权取缔危害社会安全的宗教场所和逮捕“可疑”的宗教人士。海北镇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格控制。伪满当局收缴了海北镇民团的武器弹药,并派遣日本警察常驻海北镇。此后,又派遣日本人垂忠雄担任副镇长,直接控制海北镇。1939年,又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和亚麻工厂,进行经济掠夺。海北镇的自治权被完全剥夺[8]37。不仅如此,伪满当局还强迫教徒敬拜天照大神,干涉其宗教生活。

日本殖民当局对宗教生活的干预和天主教会的妥协激起海北镇中国籍神父和教徒的愤慨和抵制。1936年3月,张恩利神父因为无法忍受伪满当局的宗教统治而离开海北镇,远赴察哈尔省怀来县杨家坪的苦修院修道。善牧村天主堂的王瑞寰神父则违背教会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逃到海北镇的抗日英雄安重根之弟安洪根全家。原籍海北镇的南京教区主教于斌目睹家国的沦陷,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以至于被称为“政治主教”。1936年,于斌在第一次全国公教进行代表大会上发起“献机”(捐献飞机)运动,从而使世人改变了天主教徒不爱国的成见。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于斌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从而使中国得到了第一批美援。于斌的抗日言行引起了伪满当局的恐惧,他们将其于斌在海北镇的亲属逮捕,将其弟弟折磨致死,但这些迫害却进一步坚定了于斌的抗日意志[11]。

日伪殖民的宗教统治和教会的妥协不仅激起海北镇中国籍神父和教徒的愤慨和抵制,也使得他们开始反思宗教和民族问题。一些教徒感到教会没有维护中国教徒的利益,宗教信仰难以解决现实问题,遂放弃了宗教信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海北镇的天主教徒人数锐减,宗教氛围日渐稀薄。1946年至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教会的财产和土地被分配给群众,圣若瑟天主教堂也被挪作他用。1949年,人们将圣若瑟天主堂的后大教堂拆毁。随后,圣若瑟大天主堂又发生了火灾,变成了断垣残壁。“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又被列为“四旧”,被彻底拆毁。在宗教事业萧条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籍神父和教徒一方面坚持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则摆脱了罗马教廷和法国神父的控制,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事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但这些神父和教徒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大革命”之后,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海北镇政府为落实宗教政策,投资新建了一处264平方米,可容纳800人的中型教堂。海北镇的教徒逐渐增加,1996年时已经达到4000人。2000年,海北镇政府在韩国教会的资助下,仿照圣若瑟大教堂的样式,建成了建筑面积2488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的大型教堂。以此为契机,海北镇的天主教事业得以全面发展。

海北镇的历史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天主教传教史的缩影,特别是伪满时期海北镇天主教会与日伪当局的合作与妥协、中国籍神职人员、信徒对日伪当局的抵制更是具有典型性。通过对海北镇的历史考察,可以进一步明确教会与伪满当局、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本质。

首先,天主教会的上层与伪满当局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政治关系。教会希望通过与当局的合作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实际上,东北的天主教在伪满时期没有遭到打击,教徒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伪满当局则一方面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一方面利用天主教磨灭民众的反满抗日意志。这种关系在海北镇天主教会与海伦县伪政权之间表现的尤为明显,法国神父牛守仁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一直与伪满当局合作,压制教徒的抗日思想,成为了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其次,国籍问题左右着日伪当局与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以及信徒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虽然名义上由罗马教廷统一领导,但实际上却分属欧美各国的传教会,因此,日伪当局很重视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国籍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拿人和比利时等国对日开战,这些国家在东北的天主教神父皆遭逮捕,并受到严刑拷大;而德国和法国维希傀儡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神父受到优待。

 

[ 参考文献]


[1]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1659年成立于巴黎,1664年得到教宗的批准,是历史上最早从事海外传教的男性天主教组织。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亚洲从事传教工作,1940年时已经向亚洲派遣了1200余名传教士,建立了40个教区。该传教会于1680年到达中国福建,此后陆续开辟了14个教区。

[2]
由于资料的缺乏,学界对东北天主教的研究难以深入展开,目前仅有李英武的《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对伪满时期的天主教进行了初步研究。

[3] 即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和圣诞节。


[1] 河村清.満洲国の宗教[M].沈阳:満洲事情案内所,1939年:54-55.

[2] 満洲事情案内所編.満洲の宗教[M].沈阳:満洲事情案内所,1945:252.

[3] 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M].沈阳滿洲日日新聞社,1940.

[4] 杨寅东.“海北镇之沿革及历史”[N].满洲公教月刊,1938-2.

[5] 黑龙江文史资料馆编.黑水十三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22.

[6] 黑龙江省志·宗教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8.

[7]
刘书良.黑土骁将——马占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205.日方资料记载此次战斗中,日军步兵少佐奈良本音次郎、一等兵登内勇和阿部清一郎被打死,见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

[8] 海伦文史资料第五辑[M].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伦市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1990.

[9]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N].《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2:27.

[1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主编.吉林省志:宗教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47.

[11] 李霜青、麥菁主編.一代完人于斌樞機[M].台北:野聲文化事業公司籌備處,1984:45.

附图:

原海北镇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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